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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炳
近来《联合早报》报道的几项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宜居（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7月3日）及世界最健康的国家（彭博社，8月17日），但人民却最不幸福（盖洛普公司，12月21日）。在全球148个国家当中，新加坡人被问及衡量幸福值的五个问题时，例如是否感到幸福、有充分的休息、受礼貌对待、笑口常开及做过有趣的事情？千人中仅有46%的人做出正面回答，排名最后。
照常理说，生活在最宜居及最健康国度的人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适得其反；一些较贫穷或饱受战乱的国家，其人民的幸福指数都比新加坡高，比如巴拿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排名第90位，新加坡的GDP世界排名第五，但巴拿马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新加坡人却最不幸福。
国人对此调查结果，多数不表苟同，认为所设问题肤浅，只触及人的表面情绪，不具有代表性，为新加坡贴上这种标签，有欠公平。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结果对我们不利，而否定这个调查的意义。政府与人民都应该借此机会好好地反省静思，积极改善我们的行为与心态，对于国家未来与人民幸福都有莫大裨益。
以上调查结果，说明GDP和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总值，是计算人民对日常生活满意度的一种新的衡量指标）不成正比。国家富有，国民未必幸福，反之亦然。除了不丹（把文化传承、环保力度、自给程度、人性发展列为施政重心），世界各国都还没正式把国民幸福总值列为施政目标，因此，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国民的幸福总值。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建议把国民福祉、假期长短、教育、健康和环保统计出国民“幸福指数”，并聘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负责研究评估，希望能把国民幸福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一同作为评估国家的经济成长依据。随着萨科奇败选，这项计划有否落实不得而知。但这种把GNH纳入GDP的计算方式与概念，实应作为先进国的努力方向，从而实现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
我国虽无类似计算法，但从政府不断鼓吹国人要具有宽容、尊重、诚信、和谐与优雅等价值观看来，是相当重视GNH的国家。在建国短短47年里，经济与竞争力的成就已名列前茅，社会基础建设齐备，生活环境安全，人民受教育率高，失业率低，衣食住行难题基本解决，照理应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为什么相对于世界各国，我们的幸福指数竟忝陪末席？
问题就在于我们在为谋求高生活水平的拼搏过程中有了偏差。换言之，我们忘却了人生最终目标：幸福。例如有了财富，还要多方面钻营累积更多的财富，忽略生活素质与孩子的生活教育，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有些子女为了争夺财产而反目成仇，诉讼连连，耗在法庭费用比所应得遗产还要多，愚不可及。
在职场上，不少人为争取认可或升迁而拼命地长时间工作。有调查显示，十个新加坡人有九个超时工作，使他们对社会或身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升迁要求严苛或标准不一，都会使人担心焦虑。由于工作环境紧张，敬业乐业也就谈不上，设法开小差的人不少。与此同时，不少事业有成而身体健康的受高等教育人士，却把幸福建设在财色上，以致落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下场，令人慨叹不已。
即使年轻学子，也必须承受来自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压力，无法享受“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学习过程。家庭经济好的还得安排好几组补习，往往弄得孩子心力交瘁，最重要的人格与良好习惯的培养无法兼顾。
以上所举数例，旨在说明新加坡存在的一些现象，自然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如果不及时反思改进这些偏差，情况可能逐渐恶化。因此，值此我国展开全民对话时刻，把这些思虑提到议程上来，集思广益，谋求对策，希望在二三十年后，新加坡人真正成为世界上既富且康的幸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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