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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历史经验教训何在?</P>
<P> 从以上旧中国三个阶段近代化概况和三代核心人物功过得失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条:</P>
<P> 第一,旧中国的近代化,花费了109年的时间,经历了三届政府和三个时代,基本上是失败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从根本上来说未化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始终未完成,中国社会仍然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近代大工业体系也始终未能全面建立起来,仍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国家。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化的潮流,又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晚清皇朝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妄图凭借封建传统的淫威,做近代化的“拦路虎”,结果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得不宣告结束。爬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妄图依仗北洋军的实力,恢复帝制,把共和拉向倒退,结果落得一个身死名裂的可耻下场。蒋介石同样是逆近代化潮流而动,犯下三大政治错误,尽管拥有800万大军,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败逃台湾,偏安一隅。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决不甘心处于受屈辱受欺凌的落后挨打地位,一定要也一定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赶上时代潮流,跻入世界强国之林,这是旧中国109年的历史证明了的。</P>
<P> 第二、三代核心人物的主要问题,大都出在政治上,而不是出在经济上。三届政权的性质,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终旧中国之世,政权问题未能解决。因此,旧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历届政权获得的是:阻碍多于扶持,勒索多于给与,压抑多于帮助,也就是说,受害多而受益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方法时,曾着重指出:“但它们全都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集中的组织的社会力量,象温室般地助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并缩短当中的推移。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都需要依靠国家政权象温室般地去助长,去担任产婆的角色,那末,在中国这样后进国家中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就更需要国家政权去发挥产婆的作用。所可惜的是,旧中国三届政权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始终未能适应,不能不成为旧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内因。</P>
<P> 第三,三代核心人物出现政治失误的共同思想根源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李鸿章与盛宣怀之所以死保封建清皇朝,还不是“愚忠愚孝”、“君为臣钢”等等封建传统思想在作怪?李鸿章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师事曾国藩学过理学,是一个受儒学薰陶很深的人。盛宣怀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并中过举人,儒学根底也颇深。两人虽积极投入近代化企事业活动,但思想深处还是满脑子的封建传统思想,因而要求他们敢于摆脱清皇朝的束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比起李鸿章来,封建传统思想淡薄了一些,但他出身幕僚,多年混迹于封建官场,耳濡目染,受封建思想影响也不会少,加上个人野心很大,因而当了总统还想过皇帝瘾。至于蒋介石所以会出现三大政治失误,原因当然要比李鸿章和袁世凯复杂得多,但他一心想当中国的专制独裁者,不能不是主要因素,其思想基础一半来源于世界法西斯主义,另一半则来源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因此,蒋介石政治失误的根源,仍同封建传统思想有关。</P>
<P> 第四,民族不独立,近代化便没法化好。旧中国近代化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晚清政府的70年,对外关系便压根儿没有处理好。头50年是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次武装入侵,大炮、鸦片、商品三管齐下,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后20年东邻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瞄准了中国这个靶子,闯了进来,甲午一战,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几遭瓜分。辛丑八国联军入侵,更是雪上加霜,清庭从此一蹶不振,沦为“洋人政府”。袁世凯北洋政府,为了求得日本承认帝制,竟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民党政府,又在日本大举入侵面前,奉行不抵抗政策,纵容日本步步进逼,终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引进了美国的侵略势力。旧中国始终在外国侵略势力的侵扰和控制之下过日子,这对中国近代化是一个致命伤。以下两例已足见中国所受之伤害:一是晚清政府历次战争中的赔款总数估计达白银15亿两左右,其中甲午战争赔给日本的二亿三千万两,连同利息共四亿两以上,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支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可见赔款额之巨。二是在中外贸易进出的商品中,不等价交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的估算,仅1926—1936年的10年间,我国在进出口商品总值中,所遭受的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总额,高达当时币值50亿元余,每年平均损失5亿元,当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0亿海关两左右,约折成30亿元,年损失比重约1/6。如果以此类推,中国近百年来遭受不等价交换的总损失,该是何等惊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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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3期,姜铎,1915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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