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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鼠爱小米 于 28-2-2011 02:28 编辑
Part 1
部长来论 马宝山:如何理解“负担能力”
（2011-01-19）
建屋发展局不久前获颁“联合国人居荣耀名册奖”这个全球人居领域的最高荣誉。联合国人居署新闻服务主管对我国的成就非常赞赏。他说：“一个国家不但能够为那么多老百姓提供住所，还能让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确实是一项壮举。”
事实上，多数房地产专家和观察家都认为，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买得起政府组屋。建屋局提供大量津贴，确保组屋价格保持在国人负担得起的水平，我国每年因此才有平均1万5000对年轻夫妇能够晋升为屋主。
大多数购买新组屋的夫妇只需动用每月收入的20%至25%来偿还组屋贷款。更何况，他们也可以利用公积金存款来支付每月的贷款，所以很少人需要动用到现款。今天，超过80%的国人住在组屋里，全国组屋单位数额也已达90万个。但是，人们还是担心买不起组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说到负担能力，也就是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购买组屋，还真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要怎么样才算“买得起”，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有人说30年的贷款偿还期太长，如果要用30年的时间来还清贷款，那就不能说负担得起。也有人认为，现在买组屋和他们父母那一代买组屋的时候相比，价格贵了很多。而且，人们对住屋的要求一直不断地提高，那就使课题更复杂了，因为所谓“买得起”也和人们对住屋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如果要更有效地讨论“负担能力”这个课题，就需要制定客观而普遍被接受的标准。那么，我们如何衡量负担能力？建屋局又如何确保组屋是国人买得起的？
如何确保人们买得起组屋
一、我们特别关注首次购屋者。为了帮助他们，我们实施了几项措施。首先，新组屋的定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而建屋局在定价时也会考虑到国人的收入水平。所以，购屋者在价格上所享有的津贴，可说相当可观。
还有一点，有些首次购屋者或许不能等到新组屋入伙，又或者他们打算在特定地方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购买转售组屋，建屋局会在这方面提供3万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如果在父母住所附近购买组屋的话，则可获4万元津贴）。除此之外，无论是申请新组屋或购买转售组屋，建屋局都有提供优惠贷款。购屋者如果申请20万元贷款，并以30年为偿还期限，可享有约3万元的利息津贴。
二、按收入多寡提供帮助。月入5000元或以下的家庭，在购买新组屋或转售组屋时，可获高达4万元的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换句话说，一个月入1500元的家庭最终可享有的购屋津贴，总数可达8万元之多。至于月入介于8000元至1万元的高收入家庭，除了可以购买执行共管公寓外，现在也可以购买由私人发展商设计、兴建和销售的组屋，并享有3万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
衡量负担能力
关于负担能力，容我用些较为技术性的概念来作进一步解释。那么，专家是如何确定住房负担能力？以下是几个普遍被接受的标准。
一、根据收入衡量负担能力。一个标准是“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所谓“房价收入比”，就是把一个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和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放在一起，作个比较。
根据《海峡时报》去年2月刊登的一则报道，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涂勇教授和余熙明教授均指出，在新加坡非成熟组屋区转售组屋的“房价收入比”为5.8，低于香港的19.8和伦敦的7.1。也就是说，新加坡人在非成熟组屋区购买转售组屋，一般需支付相等于家庭年收入5.8倍的数额，但香港市民却需支付超过新加坡人所支付的三倍。
如果以统计局2009年有关收入中位数的数据来计算，年轻家庭（由年龄介于25至35岁成员组成的家庭）的“房价收入比”更低。这类家庭多数是首次购屋者，他们购买转售组屋的“房价收入比”为4.5，购买新组屋的则是3.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一般家庭来得高。
二、偿债能力。虽然“房价收入比”相对来说是个较为容易理解的概念，但却没有包括如何获得贷款以及贷款成本等其他因素。这些都是影响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另一个广为接受的衡量标准是“偿债比率”（debt-service ratio），通俗来说，就是人们每月用多少收入来偿还贷款的比率。
我举个例子。市场上以30年期限的贷款最为普遍，以此来计算，非成熟组屋区新组屋的偿债比率今年平均为23%，比国际标准来得低。只要比率在30%到35%之间，就表示有足够的房屋支付能力，这是目前的国际标准，因此新组屋23%的偿债比率，比国际标准低了许多。
偿债比率也会因组屋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标准型组屋的偿债比率是11%，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优质组屋（如榜鹅水滨台）的偿债比率则是29%。
除此之外，国人还可以利用公积金存款来支付购买组屋的首期付款和每月贷款。因此，在购买新组屋的人当中，超过80%仅动用公积金来支付全部的贷款，完全无需动用到工资。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标准都可以清楚看出，新加坡有足够国人买得起组屋。我们的组屋类型很多，有非成熟组屋区的小型基本房，及成熟组屋区的优质组屋等等，能够满足不同要求、不同预算的购屋者。我希望人们在买组屋时，不仅考虑要求，也应考虑预算，谨慎作出决定。一个人是否负担得起组屋，不单只是看建屋局提供什么选择，也得看购屋者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Part 2
从源头解决低收入者的住屋问题
（2011-01-26）
最近这段日子以来，我针对政府为何积极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建屋发展局为何须为不同的购屋者兴建不同类型的组屋；以及如何让国人都负担得起组屋等课题，同大家分享了我对新加坡公共住屋的看法。不过，对一些家庭，尤其是经济陷入困境的国人来说，拥有自己的组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举P女士为例，她离婚时才35岁，两个年幼子女的抚养权都归她。她既没工作，也没收入，前景一片暗淡。
在评估了P女士的情况后，建屋局为她提供了一间受津贴的租赁组屋。七年过去了，P女士不仅工作稳定，还举家搬到盛港的一间三房式组屋。她每月的组屋贷款几乎全用公积金支付。P女士现在对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充满希望。
这是建屋局发展史的核心主题——让所有新加坡家庭都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不过，有时会有人问我：低收入者连生活都成问题，他们真有能力拥有自己的组屋吗？他们一辈子都住在公共租赁组屋岂不是更好？
建屋局自成立以来，宗旨一直是给所有家庭一个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低收入者要拥有自己的组屋或许并不容易，但通过辛勤苦干和政府的一些额外援助，他们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于2006年推出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并在2007年和2009年调高津贴数额，以帮助低收入购屋者拥有自己的第一间组屋。所谓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顾名思义就是指购屋者在购买新组屋时享有现有的市场津贴，或者在购买转售组屋时享有公积金购屋津贴之余，还可获得的额外津贴。建屋局也为低收入家庭兴建更多他们负担得起的两房式和三房式组屋。
保障住屋安全网
例如一个月入1400元的首次购屋家庭在购买两房式预购组屋时，除了享有组屋的市场津贴之外，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享有4万元的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同时也可向建屋局申请贷款。他们每月需付230元组屋贷款，也就是家庭收入的16%。更理想的是他们还可动用公积金全数支付每月的组屋分期付款。
尽管政府提供多项津贴，有些人或许还是会觉得拥有自己的组屋是件难事。他们可能因年老或身体有残疾而无法工作，或者像P女士那样，一时遭遇挫折。这些贫困家庭虽然有社会服务机构在协助他们提高长期收入，但建屋局大量津贴的公共租赁组屋仍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毕竟一房式组屋每月租金只需30元。
为了加速分配公共租赁组屋给这群人，建屋局自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增加租赁组屋的供应。同时，建屋局也收紧租赁组屋的申请条件，以确保只有真正需要的贫困者才能受益。例如那些有大笔积蓄或因售卖原有的组屋而获得可观收益的人，就没资格申请租赁组屋。
本着年长者应先由家庭照顾的宗旨，我们也鼓励他们尽可能和子女同住。
通过这些措施，建屋局将等待租赁组屋所需的时间从2008年的21个月缩短至大约九个月。
建屋局是否应为所有前来求助的国人提供受津贴的租赁组屋呢？在每十名要求建屋局提供租赁组屋的国人当中，约有八人曾经拥有受津贴的组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把组屋套现，有时没为购买下一间组屋做好规划，就把所得的收益花光。
有一些年长的申请者也可以跟子女同住。最近，有一名T女士要求建屋局为她提供一间一房式组屋，她声称无法和已婚的儿子和睦地住在一起。但她不只有积蓄，还有车子。同时，她的孩子也定期给她生活费。她告诉建屋局，她住进租赁组屋后，她的孩子将请女佣照顾她的起居。
由于年长者无法和家人相处，政府就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如果建屋局真的这么做，难道不是在纵容这种行为吗？这对其他负责任的屋主是否公平？对承担津贴租赁组屋费用的纳税人来说，这又公平吗？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所面对的问题通常是多面性的，有待解决的不单只是住屋问题而已。因此，除了确保有租赁组屋作为这些家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之外，建屋局也设法同其他机构合作，一起从源头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无法偿还组屋贷款的家庭，建屋局的住屋辅导员会为他们提供住屋选择方面的咨询，包括如何根据经济能力选择合适的组屋类型。为了防止国人在没为下一个住所做好打算的情况下就贸然卖屋，建屋局不久前还推出新措施，规定屋主利用七天的冷静期慎重考虑卖屋的决定。此外，新成立的房地产代理理事会也将管制误导屋主卖屋的房屋经纪。
新加坡的公共住屋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不单只是一个栖身之所。有能力拥有自己的组屋这份宝贵的资产，让这些家庭对未来有了希望，也改善了他们以及子女的生活。
政府致力于履行承诺，帮助低收入国人拥有自己的组屋。不过，公民也必须为自己负责，否则公共租赁组屋这道安全网将不胜负荷。
我们认识到有些家庭可能需要重新规划他们的人生，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拥有自己的组屋。P女士以及其他情况相似的国人向我们证明了尽管困难重重，拥有自己的组屋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这些努力改善生活的家庭，让他们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建屋局的发展史终究是新加坡建国史的一部分。
作者是国家发展部长
Part 3
维持良好的住屋供应平衡
（2011-02-09）
有一对年轻夫妇曾向我申诉，他们申请了榜鹅水滨台的首个濒水预购组屋项目的组屋，不过由于申请者太多，他们担心新组屋供应不足。如果价格节节上升，他们或许将买不起组屋。
这对夫妇说：“报纸上报道，建屋发展局近年来每年所建的新组屋数量没跟上结婚人数，也就是说建屋局没为新家庭提供足够的新组屋。”
许多国人也可能有相同的担忧。让我解释为何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以及建屋局在住屋供应规划方面，如何满足人们长期和短期的需求。
为大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
在满足首次购屋者的需求方面，多年来政府所信守的承诺是明确而且不变的——那就是为广大民众提供负担得起的住屋。今天，每十个新加坡人当中，就有八个是住在组屋。
为了履行我们对下一代的承诺，建屋局必须加大力度，帮助首次购买组屋的年轻夫妇购得组屋。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得建足够的数量，让每一个新家庭都有一间新组屋可以选购。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总有些家庭会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他们或许会因考虑地点或组屋类型等因素，而决定不买新组屋。建屋局为这些人提供3万元至4万元的公积金购屋津贴，还有贷款津贴，以帮助他们购买组屋。收入较低的购屋者，也可申请高达4万元的额外津贴。过去十年来，每年有30%至55%的首次购屋者选择购买转售组屋，而不是新组屋。
一部分首次购屋者的需求，在转售市场得到满足之后，建屋局以此计算出新组屋的需求，再根据需求兴建新组屋，并为首次购屋者保留更多的组屋单位。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方面，建屋局采取了全方位的做法。它不只考虑结婚人数，同时也考虑其他因素，如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的引进数量，以及现有组屋在转售市场中售卖的数量。因为如果屋主逝世或移民国外，或要换大屋或小屋时，房子就得在转售市场上售卖。
过去十年，建屋局共建造并售出超过10万间新组屋，相当于兴建了三个大巴窑镇。在这期间，转售市场也非常活跃，总共供应了超过30万间组屋。新组屋和转售组屋的供应数目总和，满足了国人长期的住屋需求。
然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尽管中期内的供应大致上和所预测的一致，短期内的需求波动却是比较大的，因为购屋者会根据经济展望和市场情绪来调整他们的购屋计划。当价格走低时，购屋者可能会期望价格继续滑落而按兵不动，不过价格一旦高涨时，购屋者却可能会担心错失购买时机而涌入市场。
因此，尽管过去十年里结婚后有条件申请公共住屋的国人，人数每年大致上维持在1万6000人左右，首次购屋者对受津贴组屋的需求，每年却在1万2000至1万9000间之间波动。在这期间，转售市场总成交量的波动更大，每年成交量在3万7000宗至5万8000宗之间波动。
如果建屋局不考虑市场情况，硬性固定每年的供应量，那么就可能造成有些年份出现供应过剩的现象。例如从2002年至2006年，转售组屋的价格大致上是横摆的。如果当时建屋局坚持按照长期预测制定供应量，那么我国目前的80万个政府组屋屋主所拥有的房子价值，很可能已进一步被压低。
应对越来越大的波动幅度
过去两年来的市场变化尤其难以预测。前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亚洲会面对“持久而严重的经济衰退”。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新加坡的新移民数目在经济衰退时不减反增，而经济活动也恢复得很快。
市场情绪也是个重要因素。尽管这里有很多外国人，房地产价格却在前年上半年开始放缓。不过，市场展望却于2009年下半年，在全球利率走低的情况下大幅度改善，带动了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扬。
鉴于经济的强力回弹，建屋局在前年下半年迅速增加新组屋供应，从原先的6000间增至9000间。它后来还调高了2010年的新组屋供应量，从原定的1万2000间增至1万6000间，增加幅度超过30%。
建屋局也计划在今年推出多达2万2000间新组屋。按这样的速度来看，建屋局只需两年时间，就能供应比大巴窑现有的组屋还要多的新组屋。
要确定短期内的正确住屋供应量是很困难的，更何况我们还要在这方面维持平衡。经济情况和市场情绪的变化速度，肯定要比我们更改建屋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因此，在对组屋供应进行规划，以应付较长远的需求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缓冲措施，来应付短期的波动。
有些人可能会建议建屋局扩大缓冲范围，或在需求出现之前就开始建造组屋，以应付市场波动。但是，这会造成一些问题，如新组屋的空置率造成成本太高，以及供需可能不平衡等。
不论我们的组屋申请制度是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最终还是得在供应太少而不能满足购屋者的需求，以及供应过剩而对现有屋主或纳税人造成不利之间做出权衡。为了全体国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谨慎地找出平衡点。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Part 4
分配有限的组屋资源
（2011-02-16）
房地产市场总是让历史重演。我想人们所谓的房地产周期，就是这么形成的。现在人人争着购买组屋，政府建造组屋的速度似乎赶不上国人对组屋的需求。尽管如此，当我在1999年出任国家发展部长时，最初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超过3万1000间无人问津的组屋。
直到2006年，几乎每年都有议员在国会上对组屋滞销表示关注，并不时询问建屋发展局将如何脱售滞销组屋。而总审计署也指出组屋不脱售，就必须支付高昂的存置成本，因此建屋局应减少滞销组屋的数量。
建屋局于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脱售这些组屋。如将五房式和公寓式组屋改建成两房式和三房式组屋；举办促销活动；推出直接选购计划以及通过房地产经纪将滞销组屋短期出租。
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不久前才经历了组屋大量过剩的问题，那次的经验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即组屋无论是供应过剩或供不应求，都同样是棘手问题，我们必须谨慎管理建屋计划，包括以公正、具成本效益和有效率的方式去分配新组屋。
像组屋这样的有限资源有三种分配法：一、根据价格，即价高者得；二、轮候，即先到先得；三、抽签。基本上，公开市场上买卖转售组屋依循的就是第一种分配法，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买到组屋。
虽然第一种分配法最有效率，但是价格往往会有波动，对低收入者来说或许不利。所以，在销售新组屋时，建屋局采取的是轮候或抽签制度。
轮候制度
过去，建屋局分配组屋时是根据先到先得的原则。当它兴建组屋时，是假设每名轮候购屋者都是认真的买主，当轮到他选购组屋时，都会做出认购选择。早年住屋供应严重短缺，这样的假设完全合理。当时转售市场还未成熟，而且住屋供应主要来自建屋局。
不过，随着国人从寻屋者提升为屋主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住屋需求的波动幅度也更大了。许多国人，包括那些已有房子的人，都可以轻易加入或退出轮候行列。
当1990年代中期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时，有多达15万名国人在轮候选购组屋，而等待时间一般长达七年。不过，当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轮候队伍一夜之间消失无踪，3万1000间组屋无人问津。结果是建屋局用了超过五年时间，才将这些组屋售出。
正因为出现组屋过剩情况，在2000年初期的购屋者才能直接选购已竣工的组屋。不过，组屋市场走势低迷，也让屋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有些在金融危机前刚买了组屋，后来发现组屋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最后连房子都没了，赔上了血汗钱。由于当时很多组屋滞销，可以说消耗了很多纳税人的钱，因为用于支付存置成本的钱，其实可以更好地用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方面。
预购组屋制度
近年来，新组屋的需求越来越受市场情绪支配，建屋局因此决定在2002年转而实行预购组屋制度，以更好地应付需求。在这项制度下，购屋者必须经过抽签才有机会选购组屋。而某些国人，如首次购屋者或欲购买靠近父母住处的组屋者，将享有额外的抽签机会，以提高他们被抽中选购组屋的机会。
建屋局把95%的新组屋保留给首次购屋者，他们也必须支付首期付款才能认购组屋。因此，每名认购者都是真正有心购屋者。建屋局是在每个发展项目的大多数组屋都被认购之后才开始建造，预计能在认购后的三年内竣工入伙。但是从今年起，一般组屋发展项目的竣工时间将缩短为两年半。如果要再缩短等候时间，申请者也可通过未婚夫妇计划申请组屋。
预购组屋制度能使组屋的供求较为平衡，避免出现严重供过于求的情况。在这个制度下，建屋局可以保留几千间剩余组屋作为缓冲之用。由于数量不多，存置成本也不会太高，也就等于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当需求飙升时，建屋局就会推出更多预购组屋项目。我们目前就处于需求高峰期，但现在的首次购屋者当中，有超过九成最多申请三次就可获得选购新组屋的机会。
尽管如此，仍然可能有少数申请者在抽签时运气不佳。他们为此感到懊恼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请建屋局探讨，可否进一步提高屡次抽签都不成功的申请者被抽中的概率。
但是，在我所知道的个案中，有许多情况并非当事人所称的那么“倒霉”。不久前有一位先生写信向我申诉，他抽签至少六次，但都无法如愿选购组屋。他说：“我俩这么倒霉，我看我们永远也无法通过预购组屋计划买到组屋了”。我向建屋局查证后，发现这位先生其实曾获得四次选购组屋的机会，但他都放弃了。
当建屋局向他提出这一点时，他也承认说“因为没有合适的单位”，所以不选购。当我向建屋局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建屋局告诉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位先生其实是有许多单位可以挑选的。
虽然这位先生完全有权利等待他理想的组屋而不作出选择，但我希望他理解建屋局无法应他的要求，让他在日后的预购组屋项目中享有优先权。的确，为了对真正需要购买组屋的人公平，建屋局自2008年起就规定，两次放弃选购组屋的首次购屋者，接下来一年内不得享有首次购屋者的优先权。
在各方利益中求取平衡
每种分配组屋的方法都各有利弊，适用于不同的情况。没有一种制度是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如愿以偿的。预购组屋计划尽管并不完美，但却是当下最合适的制度。分配组屋必须在公平、审慎和保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这个制度就能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将继续密切注意这项制度的成效，并在必要时作出调整。
我们不但要为国人提供足够的、优质的组屋，同时也必须确保价格保持在人们负担得起的水平，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好房子让人们选购。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将继续肩负这项使命。不过，我们也必须确保我们在履行使命时，不会造成供过于求的问题，以免对屋主和纳税人造成负担。当我们设法满足今日的住屋需求时，必须谨记昔日的教训。
作者是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
Part 5
选购组屋须客观理智
（2011-02-23）
“我们一起去申请组屋好吗？”
听说这是新加坡很普遍的求婚词。我不敢肯定这种求婚方式有多常见，不过这个独具新加坡特色的求婚方式却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许多年轻情侣一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就必定想要准备一样东西——政府组屋。
在新加坡，人们婚前都要买房子安家。多年来，这个观念一直没有变，变的是人们对住房的要求。由于经济发达，人民日益富足，人们对住屋的期望也变得更高，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建屋发展局是怎么调整建屋计划，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期望呢？
提供国人负担得起的住屋、确保人人都有自己的家——这是政府一直以来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个承诺保持不变。不过，现在建屋局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提供基本住所。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只建基本住房？答案很简单：现在的新加坡人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希望拥有的远不止于基本住房。
人们的确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据统计，受过大专教育的组屋区居民人数比例，在过去20年增加了四倍，从1987年的6％增至2008年的31％。平均家庭收入同时期也增加了将近三倍，从1987年的1500元增至2008年的5700元。
提供更多样化的组屋类型
由于早期住屋严重短缺，建屋局当时的重点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简单实用的一房式、二房式和三房式组屋。
但是，到了1980年代，随着人们日渐富裕，小型组屋就乏人问津了。因此，建屋局必须建造更多四房式、五房式和公寓式组屋。然而，到了1990年代末期和过去的10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起伏，建屋局于是在2004年恢复建造三房式组屋，随后又在2006年开始建造两房式组屋。这些组屋类型不但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符合预算的选择，也为年龄渐长的屋主提供换屋的选择。
提供更多样化的设计
向建屋局直接申请购买组屋的购屋者当中，最低收入者月入不到1500元，最高收入者月薪达1万元。为了给予高收入者更多选择，建屋局首先在1990年代推出执行共管公寓，后来又在过去10年推出由发展商设计、兴建和销售组屋的计划。这两项计划让私人发展商得以参与公共建屋项目。
另一方面，建屋局近几年的一些建屋计划，也在设计上讲求创新，并敢于尝试新概念。其中，得奖项目达士岭最为我所重视。这是建屋局第一个50层楼高的组屋项目，共有七座，每一座之间都有空中天桥衔接，可谓独具匠心。
不但如此，达士岭组屋还深具历史意义。这里曾经矗立着两座建于1960年代的长型组屋，它们可是这一区最早期的组屋。因此，达士岭组屋可以说是我国建国历程，以及50年公共建屋史上一个有目共睹的里程碑。
为了落实这个项目，我说服了内阁同僚保留这个黄金地段，不要把它卖给私人发展商，以留供发展公共住屋之用。我还指示建屋局主办国际设计比赛，为这个项目争取最优秀的设计。
除了达士岭组屋，我们在榜鹅建造的水滨台组屋，在设计上也非常独特，为组屋区的濒水生活树立了新标准。
量力而为选购组屋
组屋选择多样化意味着价格不可能划一，这是无可避免的。当年那种设计与价格大致上划一的长型组屋已不复存在。
优质组屋无论是设计、所用材质或地点都更加优越，所以价格自然更高。不过，在新推出的组屋中，这类组屋只占一小部分。我国的公共住屋供应还是以高质量的标准型组屋为主。这类组屋地点多样化，价格也是国人比较负担得起的。
我们都想住好房子，这是人之常情。建屋局推出的达士岭和榜鹅水滨台等优质组屋项目深受国人欢迎，可以说跟得上国人的需求，这点令我深感鼓舞。但是，我也担心政府在提供更多选择以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一些人可能会为了购买心仪的组屋而不惜代价，结果必须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建屋局提供多种组屋选择，能够符合不同家庭的预算。例如，一个月入5000元的家庭有几个选择：一、可在靠近市区的大巴窑购买三房式组屋；二、在勿洛购买四房式组屋；三、在离市区较远的兀兰购买五房式组屋。我促请购屋者考虑价格、面积和地点等因素，从中做出取舍，谨慎地选择最符合家庭需求和经济能力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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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