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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年届60的中国人老秋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瑞典移民之梦，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2012年1月2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北郊泰比地区，因涉嫌诽谤等罪名，老秋又一次被警方从家中带走调查。
老秋所“诽谤”的，是帮助他和另外将近200个中国家庭移居瑞典的中介胡晓青，以及中介的合作律师钮文鹏。
“或许我在博客里的言辞是激烈了一些。”老秋说，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正是中介的误导和欺诈，导致他现在的尴尬处境。
他和另外近200个中国家庭，目前正接受瑞典移民局调查。移民局怀疑，这些中国人靠着空壳公司提供的虚假就业骗得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目的在于四年后申请永久居住资格。随着调查的推进，移民局的种种猜测得到证实。
“我们是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包括老秋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若不是中介误导了关于纳税额度和缴税时间等信息，中国人的做法没有伤害任何人的利益，也不违反瑞典的法律。
但事实上，只要实际情况与申请工作签证时提交的信息不符，瑞典移民局就有权撤销工作签证并发放遣返令。在2010年底，移民局就已向被查实有欺骗行为的九个中国家庭发放了遣返令。其中就包括指控老秋诽谤的胡晓青。
移民局的最终调查结果将在今年2月中旬出台。时刻生活在被遣返阴影下的老秋，在博客里咒骂胡、钮二人，要求其退还中介费用，并公开了他们的私人信息，没想到由此反招致胡、钮二人的指控。老秋一面应付着警方的审讯，一面焦急地等待着移民局的调查结果。
他已准备举家移民英国，希望以主动离境说服移民局不要再向他和家人发遣返令。而对更多经济实力不济的移民家庭，主动回国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目的地瑞典
2011年3月底，老秋一家经过九小时的飞行，从北京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在博客里写道，“从天上看这个国家，很冷。”
移居瑞典之前，老秋在国内一中部城市做外贸，有两家瑜伽馆，炒过房地产，也做过黄金生意，身家上千万元。近几年来，移民的念头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吃什么都不安全。”老秋始终觉得这是在中国生活最大的隐患。而两年前惹上的一起物业官司，以他的资产被强制执行告终，让他对当地的司法系统极为失望。
老秋开始物色理想的养老之地。他先后前往加拿大、美国“调研”，感觉不好。“华人太多，商业机会太少。”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瑞典移民的宣传。在这些网站上，瑞典被描绘成了人间天堂：无需为养老、失业、医疗、住房而烦恼，孩子可以免费接受最先进的教育，自然环境优美，没有污染困扰，生活品质极高。与此对应的，还有“最宽松”的政策。无需资产证明，没有学历要求，四年后可申请“绿卡”，费用只需几十万元。
老秋有些心动。他想象中的生活，是在瑞典买下两个农场，让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一家人富足而有尊严。
不过，要想移民瑞典，并不是那么容易。瑞典乃是典型的非移民国家，没有明确的移民政策。移民专家张跃辉介绍，对于中国人而言，最主流的移民目的地仍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这些国家有着成熟的移民制度，但也有着较高的移民门槛。近几年来，这些主流市场的移民条件不断调整，尤其是在2008年加拿大大幅收紧技术移民政策后，一些“非移民”国家开始陆续出现在移民市场上。
2008年12月，瑞典颁行劳动移民条例，催生了瑞典移民市场。新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非欧盟公民移居瑞典工作。中国公民只需通过欧洲就业流动入口网站申请一份工作，并收到瑞典公司的书面工作邀请信，就可以向瑞典移民局递交工作签证和居住许可申请。四年后，受雇者就可以申请永久居住许可。
当主申请人获得工作签证，其直系亲属也可申请签证共同前往。瑞典官方的中文网站称，“瑞典劳动市场对所有需要的技能开放。”持工作签证者的家属自来到瑞典之日起，可在瑞典生活、工作、学习，自由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除了工作签证，中国公民也可以通过“自雇”的方式移居瑞典，也就是去瑞典当个体户。相较于工作签证，自雇者仅需两年即可申请永久居住资格。不过要拿到自雇签证，申请者需要提交细致的商业计划书，移民局也会对企业的运营情况做出详尽的考察。北京雅凯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凯介绍，通过自雇获得永久居住资格的方案风险极大。“就像在中国，一个县城的企业家抱着500万元来到北京做生意，能保证他两年内能做大做好，解决了就业，创造税收，达到北京市政府的要求，然后拿下一个户口？”
因而，通过工作签证来到瑞典，成为想要移居瑞典的中国人最主流的选择。在瑞典官方的网站上，不乏中国留学生成功进入瑞典的设计、电信等公司就业的案例。
但对普通中国人而言，要想在瑞典的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工作，绝不是简单的事。不过，既然瑞典政府开了这个口子，中国人也就从中嗅出了商机。
工作签证“捷径”
正因为移居瑞典难度颇高，提供瑞典移民服务的合法中介并不多。如在北京的79家有合法资质的移民中介机构中，仅有两家提供与瑞典移民相关的工作签证服务。其中一家，在2010年底还因夸大宣传而被瑞典大使馆举报，遭到公安部门的处罚。
不过，只要在网上搜索“瑞典移民”，却有大量的搜索结果。这些机构几乎都没有合法资质。不少开办者乃瑞典留学生出身。这些中介机构推荐的方案并不复杂：申请人先以国内某一家公司的名义，在瑞典设立子公司；公司设好后，该子公司便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来聘用员工；申请人再作为中国母公司派往瑞典子公司的高管，而被子公司聘用。这时，申请人拿着自己公司的工作邀请信，便可向移民局申请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了。
一般经过两次续签，四年期满后，申请人便可递交永久居住申请。而申请人的直系家属，也可获得相同年限的伴随签证。
老秋在多家中介机构中再三选择，最后看上了胡晓青开办的“lifesweden.com”。在老秋出示的一份报价单上，中介为其计算了工作签证四年间，一家人可以获得包括住房津贴、大家庭津贴、孩子生活津贴等在内的各项补贴；与四年间的税费、生活支出相抵消后，一家四口四年的全部开支，不到70万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0.92元人民币)。税费一项支出，则不到40万克朗。在这份报价单上，胡晓青为其申报的工资额度是2万克朗。以此为基数，老秋每月要支付税金和社会保险金在1.1万瑞典克朗左右。这份报价单上显示，开办公司的第一年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和雇主税，第二年则只缴纳十个月的税。
老秋最终接受了这一个方案。他以他的外贸公司名义，在瑞典注册设立了子公司。而他妻子则作为高管，被子公司聘用。随后，他妻子作为主申请人，他和孩子作为家属，举家前往瑞典。
中介为其提供注册公司、申请签证等一系列服务，同时在老秋一家到达瑞典后，还要提供第一次免费接机、办理定居手续、孩子入学手续等一系列服务。中介的服务费是21万元。此外老秋还需缴纳设立公司的5万元。
经过将近半年的等待，老秋的妻子顺利拿到工作签证，一家人兴致勃勃地迁居瑞典。
代价昂贵
到达瑞典后，老秋特意去买了一辆沃尔沃轿车，以示对瑞典工业的支持。随后，他又在泰比地区买下了一套别墅。别墅的后院有一颗苹果树，老秋憧憬着秋天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苹果、看瑞典美女的场景。
在收到地方福利局寄来的申报免费医疗的表格后，老秋十分感动，感慨“我应该抓紧时间开展业务，为这个国家做点事，否则，对不起人家了”。
2011年4月中旬，老秋在斯德哥尔摩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见到了在瑞典马格努松律师事务所供职的中国律师钮文鹏，她也是胡晓青办理工作签证移民的合作伙伴。
就纳税和公司运营，律师向老秋提供了新的信息：老秋的妻子作为高管，参照当地同业标准，工资申报的数额在4万克朗；每月要缴纳的税费，应该是2.5万克朗；拿到签证后三个月就要开始发放工资、缴纳税费。
如此一来，四年的税费乃是最初报价的将近3倍。老秋很快发现，瑞典的各项津贴也不是那么容易申请。不懂瑞典文，更不懂相关政策，老秋光是申请人口号和银行账户就很费周折。
老秋觉得自己受骗了。而且他不是个案。2011年4月初，老秋的一个同样通过工作签证来瑞典“开公司”的朋友回国了，因为每月三四万克朗的开销超过了他的预期，承担不起了。
事实上，每月2.5万克朗的税费，对于一个在瑞典正常运营、有所营收的公司而言，并非沉重负担。不过，不少移民者最初并未真正打算在瑞典做生意。
老秋观察，他所认识的工作签证移民中，有一半人本人仍在国内做生意，挣了钱供妻儿在瑞典缴税费。当记者就此以有意移民者的身份向国内中介咨询时，不少中介表示，只要四年按规定给自己发放工资、缴纳税费就行，“你当然也可以从国内汇钱去这家公司”。
不过，胡晓青在2011年6月接受记者的咨询时强调，不建议客户四年间什么都不做。“如果四年什么都不做，瑞典会怀疑你是不是来骗永久定居权的，会给后来的中国人带来麻烦。”
在老秋的观察中，还有一半的人多少会做一些生意。但要在瑞典经营一个可以盈利的公司，超出了绝大多数工作签证移民者的能力。
“刚开始的打算，是我自己在公司继续上班，挣钱供老婆孩子在瑞典的开销。”有意移民瑞典的杜先生说，但他们很快修正了方案，让妻子在瑞典时也多少做一些生意。一方面补贴税费支出，另一方面也应付移民局的检查。
老秋认识的工作签证移民家庭中，有资产上亿元者，更多的是国内普通的中产阶级。为了每月交纳高额的税费，这些顶着企业高管名义来到瑞典的移民，不得不从事在国内根本不屑于做的工作。老秋统计了30个家庭，有两个家庭开餐馆，一个在外卖饺子，六家人回国了，其他人则都在彷徨，不懂瑞典语，不知道干些什么好。
尽管老秋声称自己是“真心”要来瑞典做生意，但他看了六家农场和工厂，也迟迟不敢下手。他本意想开办农场搞工业化种植，却发现瑞典的农场多是休闲娱乐性质。他总结，在瑞典，一是从事餐饮、理发这类服务业——由于雇工成本太高，老板必须亲力亲为；二是进行土地、房地产投资，但瑞典市场毕竟与中国市场不同，风险很大。
直到现在，老秋的公司也没能真正运营。不少无力支付高额税费的家庭，则已选择回国。
“不少人出去之前没有对当地信息做了解，既没有做经济准备，又没有做心理准备。”张跃辉评价，“总的来说，这个移民群体不够成熟。”
不过，因税费问题而带来的巨大落差，仅仅是老秋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另一场与之相关的风暴，正悄然来袭。
遭遇欺诈指控
正是源于对中介的不满，2010年底，有工作签证移民向瑞典移民局举报了中国中介的灰色产业链。与此同时，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给瑞典外交部发的一份文件中，也提到了这一情况。
移民局很快行动。他们在近年来办理的将近1000个工作签证案例中随机抽取了18个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这18个案例中，仅有2家公司是在按照最初的申请开展业务。其余的16个案例中，有七人在入境后又去了其他欧洲国家；另外九人还在瑞典，但他们的公司没有展开任何实际运营，或者活动极少；而他们给自己发放的工资，也远低于申请工作签证时工作邀请信里申报的数据。
很快，移民局便撤消了这九个人的工作签证，并向他们发放了遣返令。“理由很简单。”移民局执行长官乔纳斯•林格伦(Jonas Lindgren)说，“只要你没有在申请中提供真实的信息，移民局就有可能因此遣返你。”林格伦表示，如果实际发放的工资低于申报的数据，或者公司被证明是个空壳公司，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被遣返的理由。
在这被遣返的九个案例中，有五家公司是在瑞典政府投资促进署(Invest Sweden)的帮助下设立。“在投资促进署的帮助下来到瑞典的公司和个人，竟然仅仅在短短一两年后，就成了被移民局遣送回国的对象，这确实引人注意。”移民局专家 Alejandro Firpo说。
五家企业中，一家名为Weexcel，其所有者，正是帮助老秋移居瑞典的中介胡晓青。Weexcel声称在瑞典的房地产和广告业运作大型项目，而胡晓青的职位，则是这家公司总裁，月薪为33500克朗。但事实上，胡晓青在瑞典真正从事的工作，却是工作签证移民咨询。他从Weexcel为自己发放的工资，在2009年是12万克朗，2010年则是10万克朗。
与胡晓青合作的瑞典律师事务所的马格努松也由此被注意。收到移民局遣返令的九个中国人，都是马格努松的客户。帮助中国公司在瑞典建立分公司，是该所中国部的主要业务之一。
2011年6月，当记者以有意移民者的身份向马格努松咨询时，一位名叫杨阳的中国律师明确表示，设立空壳公司来瑞典的案例“太多了”，无论是空壳公司还是真正做实业的公司，“我们都没有失手过”。
有关“中国移民欺诈”的消息，在2011年6月被瑞典主流媒体《瑞典日报》(SvenskaDagbladet)披露，在瑞典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媒体的报道可能给瑞典社会造成一个负面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享受瑞典的福利。”瑞典华人总会会长叶克清表示，在此之前，瑞典华人给瑞典社会的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吃苦耐劳，遵纪守法，安居乐业，与其他族群和睦相处。
而这一消息，更在通过相同方式来到瑞典的工作签证移民者群体中造成恐慌。老秋认为这完全是中介的责任。中介告诉他的纳税时间点有误，而之前还有工作签证移民被告知，可以修改实际发放的工资，以降低纳税额度。
尚未真正开始运营公司的老秋感到左右为难。一个选择是立刻开始做生意并缴纳高额税费，但如果最后他也被遣返的话，每个月的税费无疑打了水漂；如果不缴纳税费，无疑为移民局发放的遣返令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由。
老秋开始在博客上讨伐胡晓青。而胡晓青本人也开始了他的反击和澄清。针对老秋的指责，胡晓青在博客上表示，他没有骗大家。“要说错，那只是律师所当初理解一些瑞典关于工作签证的规定，跟移民局的理解有偏差。”
胡晓青向记者解释，他向客户的报价，会针对每个客户的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每月需要缴纳的税费都在2.3万或2.4万克朗，极少会有总税费在40万克朗以下的案例。而他从不建议顾客成立空壳公司缴税买签证。与瑞典移民局的理解不同的是，任何一个中国人来到瑞典，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可能立即开展业务。而且由于不熟悉瑞典市场，很多中国人会发现最初的设想无法付诸实践，也会花时间调整自己的商业方案。在业务真正开展起来之前，公司当然是“空壳”的，这并不是一种违法的状态。
与胡晓青说法相佐证的，是九个收到遣返令的工作签证移民的上诉结果。有两个因当事人主动回国而撤销上诉，四个已有判决中有三个胜诉。
在胜诉的案例中，移民法庭认为，移民局无法证明原告的工作性质与申请的不符，尽管原告实际发放的工资与申请时不符，但足够他在瑞典生活。同时认为，原告未如期开始工作有着客观原因。因此不同意移民局撤销原告的工作签证和居留许可。
不过，胡晓青本人的上诉却以失败告终。在上诉的同时，胡晓青向移民局做出了一份陈述，表示自己的岗位是平面设计师而非企业高管，并称知道自己的实际工资和合同工资有出入，是律所为了尽快通过工会的审查，让移民局加快处理而故意为之。尽管胡晓青事后称自己被移民局官员“误导”才做出此番陈述，但这份陈述成为移民法院判定胡晓青败诉的关键证据。
2011年10月，胡晓青向最高法院的上诉被驳回。随后，他以妻子为主申请人，重新申请工作签证。知情人士透露，胡妻的申请已被拒。为留在瑞典，胡晓青已向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但胡晓青本人予以否认，表示其妻的申请仍在处理中，一家人仍在瑞典合法居留。
移民局堵截
针对媒体的报道，瑞典律师协会对马格努松进行了调查。不过，2011年10月出炉的调查结论，并不认为律所本身存在违规行为。
移民局对移民法庭的判决备感失望，遂进行更大规模的调查。除了已发放的九个遣返令，移民局的调查范围扩大到通过胡晓青和马格努松律所办理工作签证来瑞典的将近200个中国家庭，而且“调查的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
同时，瑞典政府针对投资促进署的调查也已启动。瑞典舆论普遍认为，投资促进署应为中国工作签证移民的欺诈负责——大量公司是在他们帮助下设立。2011年12月21日出台的报告显示，投资促进署在2010年从中国引进了600万克朗投资，帮助设立了28家公司，但总共只有23个雇员。从短期来看，这些公司对瑞典的经济没有任何帮助。
截至日前，移民署针对近200家中国家庭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半。Alejandro Firpo说，绝大多数工作签证移民者的公司没有实际运营，这些人也没有按照申请时申报的数额为自己发放工资。“这意味着他们在申请时提交了虚假的信息，他们被遣返的可能性极大。”
按照瑞典的法律，工作签证移民者的家人可以在瑞典待到居住许可失效，最长为两年。“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后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国。”
Alejandro Firpo同时表示，调查的信息将同时提交警方，移民局怀疑这一有组织的行为背后，有人借此牟利，该行为将由警方进行调查。他还透露，关于这200个案例的最终调查结果，将在2012年2月中旬公布。
而在老秋的观察中，80%的工作签证移民者已经选择主动回国。
当移民局开始调查时，另有约100名中国人撤消了他们的工作签证和居住许可的申请，“我们当然认为这和我们的调查有关。”Alejandro Firpo说。
除了针对已获工作签证者的调查，从2012年1月16日开始，移民局将对工作签证的发放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对于所有新设立的公司，在提交申请的同时，雇主必须提供证明来保证工作邀请中所写的工资数目是真实的；如果雇员是被一个欧盟外的公司雇佣在瑞典工作，公司必须在瑞典注册分支机构。Alejandro Firpo强调，这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分支机构。
乔纳斯•林格伦对这样的新举措颇为自信。他强调，移民局对申请的审查也会更严格，这将使虚假公司的欺诈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针对瑞典方面的新政，中国的移民中介很快有了新的应对方案。在接受记者以有意移民者的身份咨询时，包括“feelsweden.com”“comesweden.com”的工作人员都提出了购买瑞典公司岗位假雇佣的方案。对于这种方式，林格伦表示，这只是欺诈的变种。“一旦被发现，他们必然会被遣返。”
林格伦建议真正想移居瑞典的中国人，直接联系瑞典官方获得有关信息。“要知道，瑞典国内对于劳动力确实有需求。中国人在瑞典劳动市场上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并非不可能。”林格伦强调，移民局对此类欺诈非常认真，如新措施并不奏效，他们或将收紧法律。
“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多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做法合乎法律。但他们常常被一些其他的消息源误导，例如想从他们身上赚钱的中介。”Alejandro Firpo说，最后受到遣返令影响的，却往往是这些普通人，“这是个悲剧。”
目前，老秋一家已办好英国的移民手续，不过他还需继续应付关于诽谤的调查。至于秋天一家人在院子里吃苹果的美好愿景，或许已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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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