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郁闷的三座大山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 2007年12月3日 星期一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幸的工作者有着相似的不幸。第一句是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做出的让人半信半疑的概括。第二句可信度稍高一些，出自一名与伟大无缘的作家。事实上，帕特里克•伦乔尼(Patrick Lencioni)是一名管理咨询师，刚刚完成了一部名为《悲惨工作三征兆》(The Three Signs of a Miserable Job)的商业著作。这本著作虽然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在亚马逊(Amazon)的销量却远远超过《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比例约为100比1。按照这本书的说法，我们在工作时感到痛苦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默默无闻性——我们感到没有人在乎我们是否在那儿。第二个原因是不可测量性——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干得好不好。而第三个原因是不相关性——我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不管怎样都无所谓。 伦乔尼提出，所有这三个原因都在泛滥，我们正处于一个“痛苦流行期”，四分之三的工作者都痛恨自己的工作。不过，并不是没有指望了。他表示，大部分痛苦都是部门经理的错，只要他们能想起自己作为职员时是何等痛苦，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首先，我不认为我们的痛苦有这么大。作为一个商业知心大姐，我积极地去招徕痛苦，所以到我这里的人并不具备代表性。但即使是在这些人中，只有大约一半在工作时是真的痛苦。即便他说对了痛苦的程度，他的原因也不太正确。上周，我和一位老朋友共进晚餐，我们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讨论痛苦的话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很多工作中都感到痛苦。有些时候，我在工作上比波丽安娜（Pollyanna,《波丽安娜》的女主人公）还要悲惨。我们都同意，自己的苦恼程度早在踏足办公室之前就已达到了顶峰。谈到纯粹的痛苦，你很难和大一的学生相比拟。伦乔尼提到的所有三种情况在1978年的牛津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痛苦，因为我们默默无闻——没有人在意我们在哪儿。我们痛苦，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我们把论文读给百无聊赖的导师，他们打着哈欠，而同学们则坐立不安。我们痛苦，因为在从被逼学习中解放出来后，我们寻找自己的学习目标，却一个也没找到。（我认为我的痛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我和男友分手了，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我们长大了。我们不再真正期待意义和标准，或至少是用很少量的这两者凑合着。我们发现，当我们拿到第一份办公室工作时，有很多话题可谈，首先，你有了报酬。这不仅本身是一件好事，而且让工作有了一个目标，一个不可以嗤之以鼻的目标。除此之外，寻找更为深刻的意义是一件危险的事。一个人越是努力地寻找工作的意义，就越是找不到。撰写专栏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当然没有。但是如果人们相当喜欢读的话，我也就相当喜欢写，这个原因似乎就足够了。至于默默无闻，拿到报酬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证明，真的有人在乎你在这里。如果他们不在乎，就不会付钱让你来上班。至于不知道你干的如何，这在大多数办公室中都不是一个问题。由于没完没了的评估，人们被过多地告知自己做得如何，而不是太少。我个人认为，让工作者痛苦的三样东西更为简单，那就是工作、人和大环境。工作如果太多、太少、太无聊、太难或太容易都会带来痛苦。人则会以很多方式出现问题：懒惰的、怀有恶意的、咄咄逼人的、乏味的，以及情绪过于低落而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环境的问题可能在于让人感觉徒劳无功、不健康或是太勾心斗角等等。伦乔尼猜认为，管理者不善于让员工感觉良好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忘了开始工作时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好的原因。管理层是本质上最为痛苦的工作之一。管理者难以让下属的生活变得更好是因为他们自己太痛苦了。管理层的本质就是让人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改善下属的生活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管理层还要早出晚归。管理者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一件事接着另一件再接着又一件。成为管理者意味着不在意被人讨厌。它意味着成为孤家寡人，在公司里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伦乔尼只有在最为宽泛的论题上是正确的：痛苦的答案可能就是更好的管理。这么说是很明显的。难处在于如何让管理者更好地管理。如果我知道答案，就不在这里写这种专栏了。我会到外面去放手大干，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让办公室工作者开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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